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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幺妹,”大姐突然问,“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昏黄的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毕竟是我大姐,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说话,肉包子会剩?”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父亲和我舍不得吃,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却像最小。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发“人来疯”,一点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头,不会像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她不时过来看父母,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今天,母亲不留在家里,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的。“妈妈都忘了,她从来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个不早说?”大姐最会装巧卖乖,“幺妹,你该早点说嘛。这包子肯定是你过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妈不是忘了,不准那么想。妈可能记错日子了,嗯,她记旧历。”
“不管旧历新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记得也会一样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无所谓,像母亲说的,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大姐给你赔小心。来,我给你梳个头发,换一种扎法。你看我的头烫得还行吧,不像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也不像那种小县份土里土气的。跟你说吧,是大姐我自己烫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关掉灯,把我拉到堂屋,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堂屋光线好多了。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背靠墙,眼睛眯着。
“大姑娘了,要爱漂亮。来,头仰起,梳个独辫子,两边乱发往后拢,让头颈和耳朵露出,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脸上有颗痣,吉星高照,厄运全消,不会像你大姐这么命苦。”
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看看,让我坐着不要动。
一分钟左右,她从屋里回到堂屋,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剪齐,又把小圆镜递过来。我朝自己举起镜子,站了起来。镜子里我的辫子已变成一根,这么一来,真有不少变化。我注意到,因为发式改变,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高兴起来。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脸上表情平淡。
“啷个样嘛?喜欢不喜欢,吭一声。”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讨我个好。
“黄皮瘦脸一张,再打扮也是个丑样,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我把镜子还给她。
“好,好,幺妹,今天你生日,几岁了?”
“62年生的,几岁嘛?”
“十八岁,我的老天爷!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幺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
我鼻子里哼了声,心里还是有些热,礼物她是不会送的,能这么说,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十八岁嘛,算一个大生日。这样,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愿意。”她说得真切,很诚恳。
“此话当真?”
“当真。我要骗人,可以骗的多着呢,还会骗自家幺妹?”
我想了想,说:“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
她笑了:“你那么一本正经,我还以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没问题,我陪你去。”
4
我俩出了院子,下着石阶,往江边走。
我必须弄清,或至少明白一点点从小就盘绕在心头众多的谜团和阴影。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但都不肯告诉我,他们在有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我就这么被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许人人都落在别人“不言”的囚笼里,别人不说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不行,我决定把一切抛开,高考复习这种所谓的第一大事也搁在一旁,得问个明白,不然,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这么十几年!
我庆幸自己还未完全丧失看人的本能:我生日这天大姐回家,我就逮住了她,认准了她。她比我大十六岁,生在我前头十六年,对我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肯定有些事与她有关。是命运让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解答我的疑问。
大姐是唯一不与家里其他妹妹弟弟抱团结伙的人。她和母亲不停息地吵闹,吵得最厉害时,眼里充满了怨恨,或许这是因为她在众多兄妹中独享宠爱,才会如此撒娇。1969年毛泽东将闹遍天下革命的红卫兵,解散到农村边疆广阔自由的天地去,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响应号召下乡,她是全国第一拨下农村的知识青年,比别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在农村待了九年才到四川边界一个山区的煤矿当工人。
她在十八岁卫校快毕业的一刻,与一个男生在校外散步。团支部书记批评了她,学校纪律不允许谈恋爱。她说耍男朋友又怎么样?大吵之中,两个人同时动了手。她一人受到处罚,不让她参加元旦表演节目。她气得说跳就从两层楼高的地方跳下,腿骨折,进了医院,被记过,因此“历史有污点”。她不愿写检查,却直接去找校长。校长不主持个理,她将学生证朝校长当头丢去,退了学回家。
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她说:“长江三峡美如神话,巫山河里的鱼像桶那么粗,煤用手帕包都不会黑。那是个好地方啊!”她相信了,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注销了城市户口,她想与惩罚她的同学老师比比哪个最革命?
父亲说他走船去过巫山,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是干部们说的那么一回事,苦得很,父亲不准她去。要她去派出所把户口重新上回去,她骂父亲在造谣,是反革命。父亲哭了。母亲哭着去街道办事处求情,被狠批了一顿,说你反对女儿去农村,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你应该晓得担当啥子罪名,走遍全国,也没有人敢给她把已经下掉的城市户口上回去。母亲被吓坏了,眼睁睁看着她笑嘻嘻地走了。
同学笑她是傻瓜,母亲骂她无法无天。
而我总怀疑大姐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这个家,她不想属于这里。
她见到我话特别多,话里有话,真真假假,像逗我似的,从小如此。有时,她脸上表情丰富到夸张的地步。如果不这样,当她在江边洗衣服,浓密的黑发盘上高高的额头,看上去她还真漂亮,不止一人说过她的眉和嘴像年轻时的母亲。她的面相,还有高挑丰腴的身材,不同于家里其他姐妹兄弟。重庆女人小巧玲珑,秀丽,沾了重庆山水雨雾地气,性格阴柔。我大姐性格却像男子,刚烈而火暴,敢动嘴,也敢动手,甚至用刀卡住第一个前夫的脖子,逼他签字同意离婚。
她做什么事都不想,先做了再说,做糟了,不屑于收拾,让别人去着急。她在乡下时,巫山县城一个算命八字先生说她命带血腥气,走盘陀运,吉凶难卜,四十岁左右若能躲过一次大劫,才可血顺气返归正路。
“说不信命还是得信,我四十岁左右肯定要出事,还是老实点过吧!”这是大姐几年来老挂在嘴边的话。
不过今天她的话不一样,她比我落后几级石阶,朗声骂道:“我今年满三十四,按那老该死的算命先生说的,我只有几年可活,干吗小小心心做人?我就要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转过身,盯着大姐,劈头盖脸就说:
“你们有事瞒着我!大姐,你得告诉我!”
她没听到似的,急急往下走。我跟着她,不肯落下一步。没有房屋和树遮挡的江面,有两个人在游泳。嘉陵江水较清,与浓黄的长江水在朝天门汇合,中间像有条弯扭的线分开两江水,在我们这山坡前,就全是长江的浓黄湍急了。我又重复了一句。
“告诉你啥子?”大姐不当一回事地说。
“你刚才可许过愿的,说今天是我生日,你啥子事都愿为我做!”
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问:“你今天是怎么啦?”她的手真重,我忍住了痛,没说话,等她说话。她嘻里哈哈一阵笑,“我许了愿,就当然照办。但你太正儿八经了,好说好商量。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和我就这样走走,看看船,望望风景不好吗?如果你愿意,我就陪你过江去城里玩,看场电影。”
“我是认真的,你得告诉我!”我不理她的茬儿,同时,我感到绝望。江上一声高于一声的汽笛相互交错,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只是这个下午,但就这个下午,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在我听来,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样的,仿佛上面附有一个受伤的灵魂,在诉说自己的命运,令我不寒而栗。于是,我冲着大姐喊叫起来:
“你是知道的,对不对?你们一直都不想让我知道一丁点,你们一直都在骗我。不管怎么样,大姐,你得告诉我!”
大姐无动于衷笑眯眯看着我。我的喊叫变成了哀求,声音低得只有我和她两人听得见。
大姐收起笑容,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到底为什么父亲会视力如此衰退,在我生下后,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我决不相信那种说法。”
大姐问我,哪种说法?
我说,父亲单位劳资科说是“梅毒后遗症”,还有院子里的人也含沙射影地骂过。
“哪个杂皮、梭叶子、烂娼妇敢乱说!”大姐吼了起来。
我赶紧掩住她的嘴,我们离住房区并不太远,她这样大声嚷,会有人听见。大姐狠骂着,转头奔下又湿又滑的石阶小道,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鼻子难受。她忽然闪进一个暗黑的山岩洼口,扑地跪下,朝石壁磕头。
“你也来给菩萨磕三个头!”她吼我。
“这是什么菩萨?”我犹犹豫豫走进黑暗中。
“江边白衣观音,”她说,“‘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你没见过。最近刚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来。快让观音保佑全家。”
难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我只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几拜。大姐又摸到潮湿的石壁下,捧了一掌水,低头喝了下去。她让我去喝。我想起我们院子墙后从坡上无数家流下来腥臭的阳沟水,连声说“不”。大姐弯下身,又捧了一掌,送到我嘴边,水从她手指缝里一滴一滴地漏着。“菩萨水,香的,治百病。”她认真而强硬地说。
我只得张开嘴,顺从地喝下去,果真是清凉的泉水。“好了,”我说,“大姐,你也弯酸磨蹭够了,现在该可以开始说了吧?”
“说什么?”大姐却反问我。
倒给她问准了。我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一切,但我怎么知道大姐知道什么?
等了一会儿,大姐说:“好吧,我讲给你听,关于我的身世,我只知道我的身世,其他事我可不知道。你还得答应我,保守我的秘密。”
我们在礁石边坐下,面朝着翻卷出一片旋涡的急湍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