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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也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李德。
他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他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在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他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其后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便都是闪电式的了——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他与理查德?佐尔格同一系统。区别就是，佐尔格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而他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担任交通员一类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尔格领导。
给佐尔格送款，是奥托?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他来到中国，并非像自己所述的，受共产国际指派。
奥托?布劳恩来的时机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此双重打击下，受到极大的损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
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明显危险的王明则找出种种借口，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足半数。
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自行决定。
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一种说法是在一家酒店开的，一种说法是在博古家里开的。
博古当时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他又极富口才，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出任团中央书记，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他一句“好，我来就我来！”毫无顾虑。这一年他24岁。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在现在来看，24岁的年轻人，不过大学刚刚毕业，读研究生的也就刚刚考研，但是24岁的博古已经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了。而且由于中共中央在上海受到损害，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主要的工作已经改变了，变成了苏区的工作。而中共中央在苏区的工作主要是进行革命战争。当党的领导人，如果你不知道革命战争的规律，如果你不具有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和资格，那你就很难做。
当时的情况是，各个苏区正在开展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苏区的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了，而苏区工作中的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关键的问题。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新考验，那么作为领导人，不懂军事就无法摆渡。
面对这个结论，最不利的就是博古同志。
他作为一个出了家门，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门，出了中山大学的校门，又进入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搞过学运、搞过工运，但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而当时能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农运和兵运。博古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这是他最为欠缺的一课。
恰好在这个时候，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奥托?布劳恩到了中国。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就跟博古相熟，博古上莫斯科中山大学，奥托?布劳恩上伏龙芝军事学院，两个学校都在莫斯科。两人在上海一见面就熟。而德国人佐尔格见了布劳恩，也有几分亲切。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站还有一位负责人，叫约尔特，也是德国人。
当时，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代表约尔特和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这三个人凑在一起了。三个人可以说都是德国人（李德是奥地利人，但出生在德国），真是老乡见老乡，完成这样一种历史巧合。
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叫李德的这个人，与约尔特熟，与佐尔格熟，与博古也熟，当时一见，相谈甚欢，谈得很高兴。送完款以后，另外一位送款员迅速地走掉了，布劳恩没有走，留下来了。这一留时间还不短，从1932年一直留到1933年年初。他留下来一边做些工作，一边与博古聊天，两个人就这样相处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就中国革命的很多问题交换了看法，怎么评估苏区武装斗争，怎么进一步发展这个斗争。至于具体聊了什么，现在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奥托?布劳恩也去世了，博古早在1946年就因飞机失事去世了。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段时间里，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相当的信任。
这种信任，直接导致了一件事情——奥托?布劳恩最后变成了所谓的（我们在讲到这个时一定要加“所谓”）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