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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风看他还谦虚地站在那里,就透过老花镜的玻璃镜片,看了他一眼,用手中的钢笔向下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坐下来说话。得到明确的指示,高天民才拉开旁边的一张椅子,坐了下来,等着老板发话。
杨春风把文件顺手递过来,说:“你先看看这个。”
高天民连忙双手把文件接过来,捧在手上,打开仔细看了两遍,立即明白了这份文件的分量。尤其是最后一行字,已经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个即将到西江省任职的王一鸣,在今后西江省政坛上的特殊地位。这样写,接班人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对于王一鸣,高天民也是知道一些的。虽然王一鸣到西江多次,但因为业务上两人没有交叉,出门接待王一鸣的,一般都是省政府那边的。高天民陪同杨春风到北京“跑部”,到部里汇报工作时,也是部长出面接待,王一鸣有时候参加,有时候不参加,反正双方都是一大堆人,乱哄哄的,分坐两排,大家见面了只是礼貌上握握手,笑着点一下头,走到大街上,再见面,几乎都不会认识。
倒是西江省驻京办的主任汪忠,特意和高天民提起过王一鸣,说他在部里,对西江省特别关照,只要是西江省的事情,找到他,能办的,他会一口答应下来;不能办的,他会毫无保留地指出问题所在,怎么样加以改进,找谁具体运作。不像那些官场上的老油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就变本加厉地不办事。逼得我们这些在下面的人,很是为难。不送礼吧,事情办不成;送礼吧,太轻了就更加逗弄起他们的胃口;送大礼吧,肯定是违法的事情,况且都是为公家办事,谁也不会掏自己的腰包,还得瞒天过海,想办法,从公家的口袋里打些主意。但一旦出事,就把自己牵连进去了。为了给公家办事,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你说我们冤不冤?所以啊,像王一鸣这样的京官,简直是太难得了,又年轻,又清廉,还平易近人,每次到他办公室或者家里,都是客气得不得了,他老婆于艳梅,也是落落大方,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当外人看,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还跟你聊几句家常。我们这些人,你说算什么人?说白了就是各个省份驻守北京的奴才、联络员,所送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搁哪个副部长的家里,都不算什么东西,人家有的人怕麻烦,就不跟我们地方上的人来往,你千辛万苦送的东西,人家根本就不领情,就是到了门口了,也不会给你开一下门,让你进去,坐上一分钟。我就有多次这样的经历。送年货的车子都到楼下了,我低声下气地打通电话,说:“是某某部长家吗?”
接电话的是个女性,开口就是冷冰冰地来了一句:“你什么事?”
我说我是西江省驻京办的汪忠,我们省杨书记到部里汇报工作时,我曾经陪同去过,部长和我握过手的。部长常年对我们西江省没少关心,这不快过春节了吗,省委杨书记安排,要送点我们西江的土特产,表示一下心意。
对方口气略微缓和了一下,就是:“那不用了,心意我们领了,你们请回吧,部长不在家,有问题到办公室谈吧!”说完不等你讲话,就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汪忠说:“你说我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像一个孙子似的,屁颠屁颠地把礼物送到人家门口,却连门口都不得进,还吃了这么个闭门羹,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他们那些京官,咋就这样看不起我们西江人哪!”
高天民看着自己的部下,说到伤心处,一个五尺高的大男人,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也激动地从自己的老板椅上站起来,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转着圈说:“小汪,你的辛苦我理解,不容易,简直是太不容易了!尤其是这几年,是你们驻京办工作最难开展的几年。大环境如此,短期内不好改变啊!要怪都只能怪我们上一届的领导人,尤其是我们省的谢青松书记和钱名贵省长,他们一个锒铛入狱,被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一个被执行死刑,成为建国以来为数不多的被处决的省部级正职高级干部,他们的腐败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使我们西江省的整体形象,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听说,前两年,谢青松和钱名贵刚被抓的时候,北京的官员只要一听说是我们西江省的官员要到办公室汇报工作,都紧张得不得了。连忙打开办公室的门,故意大声说话,或者喊一个人,在旁边记录,生怕别人说,他会见了西江省的干部,私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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