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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并随时准备和中国空军决战。
命令是27日正午展开攻击，但RB给宋哲元下定的最后期限是28日，因此，特务机关长松井表示异议，他认为，时间太短，来不及完成护侨的使命，另外，对中方欠缺信义，也会造成日后谈判上的失分；第三，广安门事件查明的情况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综上，日军决定暂时收回成命，在27日凌晨4点30分发出如下部分变更命令：“为北平侨民收容问题，故延期开始攻击事件，希望各兵团做好攻击准备——关于攻击前进，应等候命令。”
与这份秘密的军事部署一起发布的，还有一份公开文件，名为《中国驻屯军声明》。在所谓的声明中，RB人宣称：日军真正的敌人是敢于抗日挑衅的华军，不是华北一亿人民。
而广安门发生之后的数个小时内，日军军部就得到了详细的情报，RB人对宋哲元的出尔反尔再也不能忍耐，下达了全面动员的命令，首先给予中国驻屯军新任务，然后动员国内三个师团，并对第20师团进行第二次动员。
这一次动员的总人数约为20万9千，马匹就有5万4千，按照计划，从8月1日至4日，运送第5、第6师团及其附属部队到釜山；从8月10日至14日，运送第10师团到塘沽。
今后的首要计划是讨伐29军，其次等国内师团抵达后，进入并确保由保定到独流镇（JH县属，TJ南26公里）之一线，即使北上的国府中央军到达，亦以此为准。
而这样的大规模运动，花费自然不菲，按照日方的统计，解决华北事件的经费为96，809，496日元，而这些钱，也只够第一次动员两个月内的使用，之后又追加了313，306，000日元。
在这样巨额的花费、巨大的人力分派之外，RB人犯了一个极大的战略错误！原来在RB人想来，要使对华作战深入，就要有同时对中、苏两线作战的决心，然而，在日军全部兵力中，分配给对华作战的是11个师团，其中对华北作战不能超过4个师团（为两线作战准备，要留下5个师团作为预备兵力）。
这些兵力征服华北应该没有很大问题，但要说吞并全中国，则是万万不够的，因此，RB军令部次长屿田繁太郎把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找来，向他进行问询。当时，屿田繁太郎提出了收拾局面的办法，简单的说，就是在‘目的并非是使中国屈服，而是在适当时机，收拾局面’的的办法。
石原莞尔也同意次长的不使战争局面扩大到全中国的范围的想法，于是提出如下的建议：第一，占领平津地区之后，即刻停止战斗——这是最好的时机。
第二，夺取长辛店之后；第三，夺取保定之后——这是最后的时机。
在军令部次长问及他在这之后呢？石原莞尔遗憾的摇摇头：“再也想不出还有适当的机会了！”
屿田繁太郎使劲嘬着牙花子，犯了牙疼病似的，“再也没有适当的时机了？那么，就是说，如果中国方面不肯做出让步的话，皇国就要继续进行下去了？这……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不就成了骑虎难下了吗？”
石原莞尔苦笑着点点头，没有说话。
“那，解决条件呢？”
“我想，首先要退还RB在全中国的一切政治权益，诸如治外法权、华北特殊权益、陆海军的驻兵权、租借等——这样做是求得日中亲善，贸易好转的唯一良策。作为中国方面，需要作出的，只有承认满洲国。”
屿田繁太郎本来没有牙疼，这会儿可真的疼了！这样的条件，几乎是把皇国多年来靠着战士浴血厮杀换来的利益全部放弃了！一经发布，必将引来军方的强烈反弹！他都不敢想象，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怒火！“这个啊，研究一下，报请上奏吧。”所谓的上奏，就是报请天皇钦准。
于是便召开会议研究，屿田繁太郎真心害怕会引起陆军的不满，便耍起了鬼心思，请海相主动提出这一计划，通过之后，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和石原莞尔分别在30日、31日到叶山皇室别邸拜谒裕仁天皇，前者上奏《对华作战计划大纲》时，裕仁问：“想打到什么地方为止？”（注1）
“从作战观点上看，前进到保定一线。”
31日的拜谒时，石原莞尔代表次长报告具体的作战计划，裕仁再度问及，石原做了如下回答：“在作战上，马上使用4个师团有困难，以此兵力进攻到保定一线已经是竭尽全力，再向前进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进入这一线以后，当务之急是以外交谈判求得收兵机会。”
裕仁没有表态，只是点了点头。
注1：这一段内容是史实。至于请海相提出建议，是因为RB的陆海军始终不和。RB陆海军视对方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明争暗斗、互不买账、时时处处为对方掣肘！简单到一个螺栓，海军设计成左旋的，陆军的图纸则标明是右旋的——就是为了不让对方使用。
这种不和在武汉会战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详见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