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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同蒲路到山西东北部八路军作战地区去。”康泽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当给他们的给养应该都给他们，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到痛快。”蒋介石点头同意。几天后，康泽听说八路军有一笔费还未领到手，就打电话找叶剑英核实，随后又和叶剑英一起去找军需署长周守梅。周守梅问：“这笔钱该不该发？”康泽答：“该发，由我负责。”于是，叶剑英便把钱领了出来。
一次，蒋介石让康泽推荐一人到蒋鼎文当主任的西安行营任第二厅厅长，康泽推荐了谷正鼎，并介绍说：“谷正纲、谷正鼎两人都是留德的学生，后来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两个的见解主张很多和我们相同，对共产党态度也和我们一样坚决，后来又同我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负组织方面的责任，相处也很好。”蒋介石问：“谷正纲怎么样？”康泽回答：“他们两个对国民党的忠实都一样，大谷（谷正纲）热情，有时冲动，小谷（谷正鼎）细致一些，派往西安行营和共产党办交涉，以小谷比较适宜。”于是，蒋介石便派谷正鼎到西安担任了第二厅厅长。
9月中旬，康泽奉命去中山陵见蒋介石，蒋介石正在考虑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事，康泽便向蒋介石建议，在发表中共这一宣言的同时，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一个正式谈话。他还提出了三点具体意见：（1）对共产党表示共赴国难，予以称赞；（2）说明这是由于三民主义的伟大；（3）要求共产党用行动去履行这一宣言。
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并要求写出文稿。康泽又建议要陈布雷去写。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由陈布雷写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针对此宣言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三青团成立初始，康泽就与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搞不好关系。争强好胜得罪小蒋，被排挤出国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团结抗战”为名，力图扩大组织，欺骗和控制广大青年，策划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参加了这一组织的酝酿筹建活动。9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陵园别墅召集康泽、刘健群、陈立夫等开会，对他们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搞一个大组织，将党部的（指CC系）、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
在一次讨论新组织名称的会议上，康泽和刘健群主张称“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主张加上“中国国民党”，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立即插话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还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于是，新组织就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1938年2月底，为了给好将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蒋介石在他的武昌官邸召集康泽、陈立夫等人开会，会上，蒋介石拿出三张名单，一张是党委委员会名单，一张是训练委员会名单，另一张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名单。在这三张名单上，康泽都名列前茅。蒋介石说：“这三个名单，大家看看，临时全会不搞选举，党里有些干练的青年不能选为中委，因此提出这些人组织党务委员会、训练委员会，以增加组织部和训练部的力量。”由此可见，康泽是被蒋介石看作党国的青年精华而加以重用的。
3月初，临时全会开始筹备，康泽参加了党务组的准备工作。3月下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并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陈布雷、陈诚三人起草制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要旨，第一条为：“本党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起见，特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条为：“本团以蒋中正先生为团长”；第三条为：“本团为训练全国青年的公开机关”。
4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汉口召开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康泽根据蒋介石有关建立三青团的几项指示精神，拟定了一个团章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以康泽草拟的团章为基础，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进行适当修改然后再提交会议审定。5月间，三青团筹备会再次开会。康泽在会上作了三青团团章修正草案报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会义通过了这个修正草案，并报送蒋介石批准。
6月16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接着颁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蒋介石还亲定了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名单，康泽名列其中，并被指定为组织处处长。可是，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把康泽找来说：“有人说你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不能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长。”接着，蒋介石问康泽：“你能不能和胡宗南合作？”康泽因和胡宗南私人关系很好，便回答：“能够。”蒋介石又问：“叫胡宗南做处长，你来代理这个处长，怎么样？”康泽表示同意。于是，蒋介石重新宣布：组织处长胡宗南，代理处长康泽。
康泽还就成立三青团的一些原则问题请示过蒋介石。一次，康泽问蒋介石：“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肯定地说：“当然这么做。”康又问：“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复兴社的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蒋介石再次回答：“当然可以这么做。”过后，康泽将这两个问题写成书面报告，送蒋介石批示后便遵照执行了。另一次，康泽向蒋介石请示说：“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校长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蒋介石指示说：“当然复兴社是核心。”对于蒋介石的训示，康泽都毫不含糊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青团成立之际，蒋介石采纳了康泽以北伐誓师的7月9日为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日的建议。7月8日晚，蒋介石打电话对康泽说：“明天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的时候，我要宣誓，你给我准备一个誓词。”于是，康泽参照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的誓词，连夜写出了三青团蒋介石团长的誓词：“中正诚心诚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誓言，永矢弗渝。”
次日，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在武昌成立。干事会全体干事、各处正副处长及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三青团团长蒋介石首先宣誓，读了康泽写的誓词。接着，由蒋介石做监誓人，康泽等第一批加入三青团的人进行了宣誓。过后，蒋介石对宣誓入团者训了话。至此，“三民主义青年团”宣告正式成立，康泽成为其中的重要骨干。
三青团成立初始，康泽就与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搞不好关系。其原因是康泽向蒋介石建议三青团以复兴社为核心一事，陈诚事先不知道，他嫉妒复兴社，反对以此为核心。康泽自认为有蒋介石指示，就与陈争吵起来。三青团武汉支团成立时，陈诚选派自己的嫡系郭忏为支团主任。一天下午，蒋介石把康泽叫去问：“武汉支团要成立了，人事怎么安排？”康泽汇报说：“陈诚书记长已派定了一人选。”蒋介石生气地说：“要不得！这个支团长你兼！”并立即写了手令，派康泽兼任三青团武汉支团主任。同年秋，蒋介石把陈诚调至前线指挥军事，命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康泽与陈诚的内争，方告一段落。
为了在三青团内培植自己的势力，康泽从军委会别动队及中央军校特训班抽调大批人员到三青团干部训练班受训，然后派往各省市主持三青团干部训练班的训练，然后派往各省市担任三青年团支团书记，如派孟民希任安徽支团书记、派方采芹西康支团书记，派陈开国任重庆市支团书记。由于康泽在三青团内专权，因而树敌颇多，就连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与他矛盾尖锐。蒋经国当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和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但康泽却不识时务，利用其组织处长的职权，未征得小蒋的同意，就派定了江西支团的主要干部。这些人几乎全是复兴社分子和康泽的学生，使蒋经国成为一个空头主任。小蒋有老蒋做后台，自然不甘受康泽控制，于是决定培养自己的干部，发展自己的力量，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蒋经国就以该训练班培养的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的三青团势力挤出江西。
1940年9月，张治中继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康泽继续在三青团内揽权，引起了张治中对他的不满，康泽抗战初期曾红极一时，但由于他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加上争强好胜，所以受到社会各方责难。此时，康泽的情绪甚为低落，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却没有改变。依照蒋介石集团惯例，高级干部凡在失意之时，必定出洋躲避风头。静待时机以东山再起，康泽也不例外。1945年抗战胜利后，康泽被蒋介石派遣出国，到欧美考察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同盟国家的复员工作，直到1947年才回国。
指挥襄樊战役失败被俘，没有成为“壮烈成仁”的英雄，令蒋介石非常难堪
康泽回国后，通过竞选当上了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经蒋介石保举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本来，蒋介石曾打算让康泽出任热河省政府主席，但由于战事紧迫，却派他担任了重要军职。
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已历时半年，蒋介石的“全面防御”被彻底粉碎，不得不改为“分区防御”，将作战地区划分为20个绥靖区，每区辖3至5个旅的兵力，由该区司令官掌管辖区内党政军大权。襄樊是鄂西北的重要军事据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以襄樊为中心，将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光化、竹山、竹溪、房县、均县、郧县、郧西等县划为第十五绥靖区，派他的忠实信徒康泽为该绥靖区中将司令，希望他能安定中原，屏卫江南。
但是，康泽一生从事特务工作，可以当一个出色的高参，却难以当一个合格的司令，因为他手中无兵。于是，蒋介石把川军的第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交给他指挥。康泽因与这两个旅无任何历史渊源，怕难以掌握，便向蒋介石保荐郭勋祺任副司令，郭勋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在四川军阀派别中属军官系，资格较老，是一员猛将，绰号“郭莽子”，康泽保举他为副司令，意在通过他来控制这两个川旅。
1947年12月下旬，康泽走马上任。此时解放军已活动于鄂豫交界一带，当他得知襄樊军情不妙，加上他自己辖区所属一六四旅驻樊城，一○四旅驻老河，而一六三旅尚在河南，形势危急时，便在汉口驻足不前，一再电求蒋介石校长调兵增援。蒋介石又将整编第二十三旅调往襄阳，作康泽的保驾军。待旅长黄子华率部开赴襄阳后，康泽才于1948年1月30日飞往老河口（襄樊无机场）。为了显示司令官的威风，临行前除电告襄阳专员李朗星、一六四旅和一○四旅两旅长外，飞临襄樊时还令驾驶绕城一周，以示驾到，而后才飞往老河口着陆。第二天，康泽乘车到达襄阳。2月1日，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正式成立。
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归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管辖。白认为蒋介石委派康泽是来抓地方权力的，因而对康很不满意。他说：“康泽是做特工的，怎么能指挥作战。”
3月，白崇禧以作战需要为名，将整编二十三旅调走，旅长黄子华只命一个教导队（相当于一个连）暂留襄阳，让康泽指挥。黄旅走后，襄樊空虚，康泽又急忙电求蒋介石把一六三旅从河南调来。5月，该旅开到。康泽命一六三旅驻防老河口，一○四旅驻防襄阳，一六四旅驻防樊城，将绥靖区司令设在襄阳，由一个宪兵连和二十三旅教导队保驾。
为了安全起见，又从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各抽一个团调襄阳加强防务，此外康泽还从4月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嫡系武装——特务营。为此，他选精兵，挑好枪，加紧训练，到6月特务营宣告建成。
1948年7月1日，康泽在胆战心惊的日子里迎来了他44岁的寿辰。其副司令郭勋祺、第一处处长江鹏南、第二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和秘书处长燕德炎等，别出心裁地在城南门外十多里的一座古亭里，设午宴为他庆寿，直到下午3时，众人才尽兴而归。哪知当地文武官员得知此讯，又在摆宴席，为康司令庆寿，还请了城中戏界的名角来唱堂会。正当一位女演员为康司令献贺寿词时，一个参谋长慌忙来报，解放军已开始进攻老河口，与一六三旅交上了手，双方打得激烈。这消息如晴天霹雳，实在大煞风景。康泽只得叫堂会草草收场，赶回司令部处理战事。
康泽不敢与解放军在老河口进行生死较量，于是命令一六三旅在老河口向襄阳撤退。该旅一路上受到解放军的多处截击，被打得失魂落魄，竟违抗康泽退守襄阳的命令，越过襄阳向沙市逃去。
一六三旅残部逃走后，人民解放军5个旅乘胜包围襄樊。康泽急令一六四旅两个团守樊城，一六三旅余下的一个团和一六四旅一个团守襄阳西门，一○四旅守南门，宪兵连和教导队守卫司令部，特务营担任机动部队。
从7月8日起，解放军开始逐渐缩小对襄阳的包围圈，攻城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而且每到黄昏就向西门阵地开炮。炮声震撼全城，打得康泽焦头烂额，寝食不安，当时解放军人多势猛，而康泽兵少力薄，武器又差，难以招架。于是，康泽就向蒋介石和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发电求援，并决定放弃樊城。10日，守卫樊城的一六四旅两个团奉令撤回襄阳，康泽又重新调整了守城部署：以一六四旅守南门，一○四旅和一六三旅的那个团守西门，企图分段据守，负隅顽抗。
白崇禧为挽救康泽的败局，派整编第七师前来增援，但整七师长途行军，速度缓慢，远水难解近渴。解放军攻势加紧，战局危急。康泽再次给白崇禧发电，说守军兵力太少，城外阵地恐难顶住，要求放弃城外西北山头阵地，集中兵力于城内坚守。白崇禧复电不准，并批示他把守卫重心放在城外山头阵地，指挥所也应搬到山地，因为只有山地才易坚守，才有希望坚持到援军抵达。而康泽则认为白崇禧是有意和他过不去，便发电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复电批准了他的请求。康泽即下令放弃城外所有阵地，退守城内，并命令迫击炮发射黄磷弹，把城门外靠近城墙的居民房烧毁，以扫清射界。同时，又向蒋介石发电表示：“学生决心与城共存亡。”
正当康泽准备固守城池时，解放军已突破西门，攻入城中，并对城内守军阵地分割穿插。康泽只好作困兽之斗，拿出他的最后一张王牌——特务营与解放军拼命，结果被全歼。此时，南门被解放军攻破，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司令部与各守城部队也失去了联络。康泽为了保命，头戴钢盔，钻进了司令部的中心碉楼。
第十五军绥靖区司令部驻扎在杨家祠堂，这是一座四进建筑物，成矩形，周围无民房，四个角各建有非常坚固的两层碉楼，中心建有一座三层主碉楼，从司令部的住室到中心主碉楼有地道相通。康泽此时想，虽然解放军已攻入城内，但城内守军还在，等天亮后与各部联络上，再指挥部队坚守全城。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站在中心碉楼顶层向四周一望，只见城内多处竖起了白旗，司令部已是孤屋一座了。而援军依然渺无踪影，整七师才刚刚到达宜城，距襄阳还有80里呢！
7月16日，解放军包围了康泽的绥靖区司令部后，从早上6时起，用一门迫击炮从南侧对准主碉楼不紧不慢地一直打到下午，共打了40多发炮弹，把康泽及其官兵震得脑袋发昏。上午9时，康泽曾在襄阳的最后一个据点——司令部里向南京发出了最后一电，通报襄阳将失。下午3时，突然枪炮齐鸣，解放军发起攻击，边冲边喊：“缴枪不杀！”随即聚拢开会，推举第二处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为代表，找康司令交涉，要求投降。
此时，康泽正头戴钢盔，在坑道中盘腿席地而坐，发呆犯傻。董益三、胡学熙两人小心地来到跟前，董弯下身子在康泽耳边低声说道：“康司令，外边的攻势已经开始，我看今天下午无论如何度不过去。我们的官兵从昨天到现在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机枪子弹都打完了。靠几支步枪是抵抗不住的，今天下午是过不去了。刚才，大家开会要放下武器，推我们做代表来报告司令官，请司令决定。我看只有早点放下武器，才会求得较好的待遇，否则情形将更坏。司令官的意思如何？”康泽沉思了一阵，并未拿出一个可行的主张，只是未置可否地说：“你们跟郭副司令官说去。”董、胡两人又去主碉楼找郭勋祺，郭态度顽固，表示拒绝投降。
下午6时许，康泽由坑道进入中心碉楼底层，仍然席地而坐，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一个正在乱打枪的宪兵惊恐地喊：“他们已经打进司令部里来了！”康泽仍纹丝不动，沉默无语，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突然，一颗手榴弹从左射孔飞了进来，一声轰响，碉楼底层血肉横飞。康泽的两腿被弹片擦伤了些皮，可他却把身上涂满泥土，脸上涂满污血，躺在尸体堆中装死，企图蒙混过关，结果被冲进来的解放军查出，当了俘虏。等他换了衣服洗过脸之后，人们才清楚地认出，这个高额头、粗眉毛、方脸大嘴的俘虏是康司令官，随后，康泽被押往豫西。
康泽对蒋介石竭尽忠心，而蒋介石对他也倍加信任，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蒋介石校长相信他的得意门生会履行誓言，“与城共存亡”。7月20晚，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宋希濂等军事将领共进晚餐，席间谈及康泽的下落，蒋介石对大家说：“我对康泽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为党国而壮烈成仁了。”
7月22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第二天出版的《大公报》对此作了报导。但是，当月下旬的《新闻天地》中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共产党新华社于17日夜晚已宣布康泽被俘。”此时，康泽的夫人正住在南京的一个部下家里，得知此讯，痛哭三日不止。
在蒋介石看来，康泽与共产党作战，必定会成为“壮烈成仁”的英雄，无奈学生不争气，反而被俘。蒋介石为使自己从难堪中解脱出来，决定重新塑造康泽的高大形象，将其“壮烈成仁”型英雄转换成“抗节不屈型英雄”。
被特赦释放，晚年生活安定，时有文字发表
康泽于1948年7月16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几年的改造生涯。
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9次党务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到他的学生康泽：“记得在前年常务工作会议上，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过他，其时正值隆冬季节，可他却还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无论共匪鼎镬刀锯，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当他的儿子将要回来与他告别的时候，他曾向其儿子低声叮咛说‘你回去告诉在台湾的同志，国民党只要能团结，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大家知道，康同志原为大陆时代青年团领导干部之一，他曾经参加每一次的革命斗争工作，对党团以往种种内外工作关系，和本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当然他最为了解。现在于其身罹百苦之余，说出了我们党的失败之由和复兴之道，这不是他后悔莫及之言，而是的确献出了他自身肺腑的血诚，这岂不是我们今日在会的每一同志的教训？”
蒋介石此番言语，句句动情，可惜的是，与康泽在大陆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康泽这个反共20余年的特务头子实行宽待政策，非常关切地给他治伤治病。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还在戎马倥偬中接见了他，推心置腹地跟他这位四川老乡谈了话。
中国共产党也给了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热血的人民公敌康泽重新做人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和反省，1961年康泽被批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康泽被特赦释放，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康泽先后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等等回忆性文字。
1972年康泽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