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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阶当会如此做吧？没有把柄还指授言路攻讦不已呢！虽则如是想，但他还是摆手道：“结言路以攻讦大臣，乃坏纲纪之举，正人君子岂可为之？”
“那么，玄翁即可亲持此书，交于元翁，”张居正又说，“元翁当视玄翁为示好之举，对化解彼此芥蒂有益。”言毕，拱了拱手，“今日居正执笔，文牍如山，不敢久留。”可走到门口，又转身回来，以低沉的声调说，“玄翁，还是多想想如何防身吧！”
“喔，还好！”高拱随口说。他以为张居正提醒他多保重身体，待张居正已走出房门，才似有所悟，“难道又有攻讦者？他们拿什么攻讦我？！”这样想着，收起徐陟的揭帖，塞入袖中，起身去见徐阶。
徐阶刚进了朝房，尚未坐定，接过揭帖，痛心疾首地说：“家门不幸，出此丑事，老夫真是无颜再立朝堂啊！”
高拱心想，此老好讲学，整日把修齐治平挂嘴上，若按照此老的逻辑，不能“齐家”，何以治国？说无颜立朝堂，倒也不为过。但这话不能说出口，只是淡淡地说：“元翁不必介怀。”
徐阶觑了高拱一眼，想从他的神情中察探其心机，口中道：“新郑有所不知，老夫的这个逆弟，从小最是娇惯，与父母、兄长一言不合，非哭即闹，甚是无理。长大后积习未改，故无论家事、国务，老夫一向不与之言及只字片语。或许正因如此，他对老夫耿耿于怀，此次京察又不遂其愿，便出此辣手。”
高拱听出了徐阶的弦外之音，无非是说徐陟根本不掌握他的隐私，书中所揭的那些事，都是无根之语，纯属捏造。
真假与否，对高拱来说都不重要，他本来即无拿此做文章的打算，亲自把揭帖交到徐阶手里，已表明此意，毋需再表白什么了。可听了徐阶一番解释，一时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得重复道：“元翁不必介怀。”便拱手告辞。
须臾，到了会揖之时，阁臣先后进了中堂。
张居正低着头，拿着一份文牍道：“南京吏科给事中岑用宾、都察院御史尹校，联名上《京察拾遗疏》。”
“京察拾遗？”高拱质疑道，“京察都过去两个多月了，怎么这时候才拾遗？”
国朝京察之制，吏部、都察院主持考察百官，南北两京各衙门五品及以下官员，各携堂上官开注的事迹、评语，亲赴吏部过堂，以凭参酌，考察不职者，降罚有差；四品以上自陈，取圣旨以定去留。考察若有疏漏，科道当拾遗。往昔京察，科道拾遗者不乏其例，但又每每引发门户之争，一旦争斗，必窒碍国务，高拱引以为忧，故语气中流露出反感。
李春芳接言道：“献可替否，宰相之责；拾遗补阙，谏官之责。新郑不必苛责吧！”
张居正停顿良久，终于读出了拾遗的对象：“大学士高拱，屡经论劾，恋栈不去，宜令致仕。”
“什、什、么？”高拱大惊失色，茫然无措，“这、这从何说起？”
郭朴大感意外，愤愤然道：“开国二百年，从无京察拾遗阁臣的先例！”
“喔？”李春芳也感叹道，“京察拾遗不及阁臣，这是历朝成例嘛！南都科道，怎就对阁臣拾遗？”
“哼哼，先例姑且不论，既然是拾遗，总得有可拾遗的证据，”郭朴又说，“如今这科道只说新郑被劾过，就当下台；若按这逻辑，远的不说，请问嘉靖朝的阁臣，哪位没有被论劾过？即使是元翁，被论劾也数以十计了吧？科道竟以这个理由拾遗阁臣，是何用心？这岂不贻笑后世？”
“南都的科道，拾遗朝廷的阁臣？”素来很少开口的陈以勤也忍不住说话了，口气像是提问，又像是质疑。
以京察拾遗的名义攻讦高拱，对岑用宾和尹校来说，也是无奈的选择。成祖迁都北京，为表对太祖的尊重，南京仍保留朝廷架构。但各部院寺监、翰林科道，等同闲衙，官员除了吃喝玩乐外，都要别寻一个雅好以打发时光。岑、尹二人一心想在文坛占一席之地，接到王世贞对他们诗作和书法的赏评，自然激动不已。可王世贞的信差又知会他们，需出面弹劾高拱。两人从未闻高拱有甚不堪之事，不知从何入手；可好不容易得到文坛盟主的激赏，坐失良机实非所愿。议来议去，岑用宾想出了“拾遗”的名堂。尹校不以为然，说拾遗阁臣无先例；拾遗高拱无由头；南京科道拾遗北京的阁臣实在太过勉强。但他始终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最终也只好与岑用宾联名拾遗高拱。
高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这分明是对他的侮辱！委屈、愤怒却又无奈，一股难以名状的火焰在胸中燃烧，火苗一直窜到了喉头，但又不得不极力遏制住，脸色铁青，紧咬嘴唇，未出一语，起身大步出了中堂。
徐阶鼻孔中发出“哼”声，气呼呼地说：“江陵，拟旨！拾遗阁臣无先例；切责岑用宾、尹校有失体统！”